汪东进会见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副总裁

而现实的困境是，准入门槛过高、资本回收周期长、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依赖、地方政府宁国勿民的思想、民众感性的抵制以及媒体的煽风点火等，导致经营性公路的发展步履维艰。

[21]但这个民主产生的最高权力构建出来后，其运作是集中的，是集权而非分权的，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我们许多人总是把民主片面地理解为广开言路、充分发表意见（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而不认为是民主决定，一涉及民主决定（多数决），就认为这是集中。

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第2款确定的议会与人民的关系、第4款确定的中央集权制都是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宪法中也有的，而这些国家都不认为、我们也不认为他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因此，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特有的、与西方三权分立完全不同的国家权力组织原则，应该主要体现在议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第3条第3款），即议会至上、最高权力机关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制约。[30]那么这与中央统一领导的原则怎么衔接呢？笔者认为，这只能解释为宪法第3条第4款确定的是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原则，而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职权划分的原则（该款的用语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它出现在总纲中，又放在第3条第4款，显然是与国家机构的整体布局相关的，第3条第2、3款规定政权组织形式，第4款规定国家结构形式，前者是国家机构内部的横向关系，后者是国家机构内部的纵向关系，都是框架性的建构，而不是某个具体系统内国家机关的上下分工。在这种议会绝对至上的格局中，不仅司法机关无权制约人大（违宪审查难以建立），而且司法机关自身的独立都难以保障。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少数人的意见可以保留并记录在卷。[15] 凯尔森回避政治这个态度本身隐含两种政治意义，一是用法治约束民主的政治价值观，二是学术政治策略，以回避难题的方法营建法学的帝国。

德国基本法回归人的尊严的基本价值，规范政党组织和行为，堵塞了形式法治的后门。[46]宪法社会学的主张隐藏着对规范宪法学的洁问返回规范是否仅指返回文本中的规范或者说，是否仅有宪法文本中的规范才是宪法规范显然，宪法社会学否认文本宪法的唯一性和至上性。不过，政治宪法学只是盗用了人民的名义而已。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

规范宪法学对何谓规范的语焉不详及缺乏说服力的规范选择，为政治宪法学留下了空间，亦同样面临宪法社会学的追间。在此意义上，指责规范宪法学的理论无时代性的担当，是草率的。

所谓制宪权，主要指政治体的总决断权，它不受时空限制，罕有的情况下的特定时间[36]是其唯一的政治法则。规范宪法学应当采取直面现实的理论行动，漠视政党问题只会侵蚀其理论的实践价值。但制宪权只是政治宪法学理论探索的开始，并且，刚续上这一话题，政治宪法学便加足马力奔向政治决断。[29]前注〔18〕，陈端洪、高全喜、林来梵文。

[18]陈端洪、高全喜、林来梵：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对话实录，《公法研究》2011年第2期。然则，理论上对政党问题的漠视，无法替代实践中政党对宪法权威的侵蚀。有鉴于此，本部分对高氏一脉不涉及。[49]前注〔45〕，强世功文。

[34]前注〔15〕，陈端洪书，第2页。[56]前注〔18〕，陈端洪、高全喜、林来梵文。

[23]针对立宪者事实上的决断力，规范宪法学十分强调价值与宪法规范的分离，认定制宪权的支配力并非立宪者价值的支配力。[31]断定当下我国居于非常政治时期，便是宣判宪法文本的死刑，自然会招致文本主义和规范主义的批判。

不过，于规范宪法学而言，这是探索的终点，点明即可，剩余的是期待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创世纪孕育规范宪法的新天地。无论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是否直接涉及执政党的权力及地位问题，均是以此不言自明的问题作为前提，并直接或间接作出回应。揭开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方法之争的面纱，不难发现，三者就政党问题形成某种形式的隐秘交锋，政党国家作为事实前提被承认。参见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18]除却政党，规范宪法学对国家统治机构规范亦是选择性的关注，在我国学者林来梵教授所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一书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进人规范宪法学视野的国家机关。如果政党决断和人大主权是事实性的反规范力量，如何断言二者联手产生的我国现行宪法系以人权规范为核心对此追问，规范宪法学将文本与作者作适当的分离，认为作为一种价值载体，宪法规范本身可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因为它并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就好像一种单纯的容器。

有鉴于此，有研究将三者融合，提出我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向，试图将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熔为一炉，为我国宪法实施铺就一条政治、社会与法律并举的道路，并倡导三种理论互相借鉴、相互矫正户。[10]的质言之，返回规范便是返回宪法帝王条款——人权，而非其他。

除此之外，人民隐身而不退场，在场而不显身，垂帘听政，除非罕有时刻到来。事实上，在宪法中规定政党，已经成为现代宪法的趋势之一。

[21]这种分离策略还有更广泛的运用。政治宪法学认为，非常时期施密特，日常时期凯尔森，一药治一病，我国宪政之道只能是经由政治决断、光荣革命，[30]走向宪政时代。

另一方面，作为我国宪法学的省思者，规范宪法学在证成我国宪法人权规范的至上地位时，援引的主要证据是域外统治机构臣服于权利法案的宪政理论与实践。殊不知，制宪权的代表被置于国民或民族的地位，天然地不受制于宪法。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论现时代的政治及其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5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人民网http：//cpc. people. com. cn/GB/64162/64168/64563/65374/4526453.htm1，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7月7日。

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基本上无视二元方法论，在特定的主权结构中，人权被矮化。在人类历史上，权力专断、践踏尊严曾是较普遍的现象，至今亦未绝迹，我国的宪法问题仍是如何制约公权力。

一旦提出规范内摄价值的正当性问题并断言规范内摄价值必须服从普适价值，规范宪法学的主张便呼之而出人权神至尊。在这种宪政结构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只能发挥‘橡皮图章的作用。

参见前注〔17〕，陈端洪文。规范宪法学建立了党在宪法下的理论模式，其要核是人权至上与政党自限，根本目标是实现宪法对于政党的权威地位。

规范宪法学承认宪法秩序，认定人权规范为核心，倡导返回人权规范，力主宪法适用，张扬至极，无须赘言。对于无法化解的民主主义课题，则以回避的策略加以处理，或者至多在规范主义的意义上解决。[13]规范宪法学从属于规范主义的阵营，延续了规范主义的方法与谋略[14]但方法与谋略服务于最终的价值。[59]对我国单一制下的差序格局的实践解读请参见田雷‘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沦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

这里比照性地造用人权神用语，以凸显人权价值在规范宪法学中的核心地位。在制宪权的功能问题上，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十分合拍。

对这种区别，我们不可视而不见。[56]大概在其视野之内，我国政党问题非宪法学所能解决，因此选择集体性沉默来消解政党与规范宪法间的紧张关系。

无论智识资源有何区别，三种理论均旨在回应我国的宪法问题。现实的情况是，在一个非宪政国家，不成文宪法更多的是以确认超宪法权力为核心内容。